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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重返一江山 (下):戰役影響與國軍戰俘下落

 

The Untold Story After Ijiansan Battle

 

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口述:王應文(王生明將軍獨子)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作者:三十七歲那年的暑假

 

    國府於1955年(民國44年)120一江山保衛戰失利後,台灣與美國始確認:接受蘇聯裝備現代化後的共軍三軍戰力,已大幅提升,並具有渡海登陸攻佔島嶼的能力,此戰役餘波,遂對台中美三方政略、軍略、一江山國軍及在台眷屬的命運,產生了重要改變,接續前期一江山「戰前到戰時」新發掘的真相,本期將接著公佈五十五年來未為人知的一江山「戰後餘波」秘辛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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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軍事影響一:國府浙江外島全失

    國軍於120失守一江山後,中共總理周恩來即在124針對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發表外交聲明,持續施壓:「美國必須停止對中國內政的干涉,美國的一切武裝力量必須從台灣海峽撤走。
   
國府因一江山戰役,確認了大陳地區中共三軍已享有近岸作戰優勢,未來大陳海、空防衛只能靠美國協防,特別是浙江外海的空權;而本來做為大陳北方鎖鑰的一江山,失守後也開始變成共軍未來「大陳登陸戰」的火砲陣地與陸海軍前進基地,若繼續死守大陳,國軍恐陷甕鱉之局,不如撤回大陳兵力集中於台灣,遂接受美國斡旋條件,進行大陳撤退的準備,並將撤退行動命名為「金剛計劃」,於195528實施,由美軍第七艦隊協助保護下,將該地區軍民約悉數撤走,同時正式裁撤中華民國浙江省政府。但蔣中正總統接受美國的大陳棄守勸告後,仍暗中拖延了南麂列島國軍的撤退行動,希望保住一個浙江前線外島根據地,與金門、馬祖成為台灣防衛的三大前哨島群,但美方發現後仍堅持國府應自浙江外島完全撤軍,也不答應未來對南麂列島國軍提供海空保護,於是225台美針對南麂列島軍民,又實施了一次代號為「飛龍計畫」的海上撤退227,共軍渡海進佔南麂列島。從此,國府勢力完全撤出浙江省行政區域,194910月建國的中共,至1955年也終於方能宣稱「全面解放浙江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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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軍事影響二:台北政軍機關防空大疏散

    蔣中正總統的正式官邸,雖然位於士林、陽明山等台北盆地北面、靠近衡山指揮所一帶,但其實蔣中正總統還有另外經常下榻之處,便是桃園大溪的慈湖及桃園復興鄉行館,在這些行館近處,例如後慈湖地區,都築有隱蔽堅固的防空地下指揮所,參觀過內部者就知道,其鋼筋混凝土的厚度,頗讓人有納粹德國「狼穴」總部的感覺。

    與國府一向宣稱「撤台後,國府空軍仍然能享有台海制空權」的政治宣傳來比較,這樣「分散中樞機關」及積極構築的「大型防空工事」的實際秘密作為,顯然有隱藏背後的故事,這個原因,就要從國府一江山戰役失利開始說起。

    國府的海峽空優,其實在1951年到1954年間,有一段戰機老舊不如對岸的空窗期。一江山戰役中,共軍空軍成為陸海軍登陸的先鋒,對一江山、大陳地區國軍地面部隊、雷達站、艦艇泊地、防空火力的先期炸射破壞,讓一江山國軍地面部隊最後陷入誓死奮戰也難挽的死地。

    一江山失陷,使美軍顧問確認中共空軍已有飽和轟炸的戰力,因此讓國府高層感受到中共解放軍、蘇聯駐華空軍可能奇襲轟炸台灣的壓力,雖然當時台美已簽署共同防禦條約,戰時已有美國盟軍當靠山,但畢竟戰爭開始的第一時間,台灣各地仍是中、蘇共可能聯手襲擊的主要戰場。而當時中華民國黨、政、軍、情各主要機關,例如中央政府五院中的四院(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監察)、總統府、台灣省政府機關、陸軍總司令部、國民黨中央黨部、調查局等,都集中在台北市核心地區辦公,在此台灣空軍硬體等待美援升級的空窗期中,各機關將非常容易在一次中、蘇空軍渡海轟炸台北市的大規模空襲下全部受創,造成國府黨、政、軍、情四大系統的全面癱瘓。

    因此,國府制定了「台北市防空疏散計劃」,指示各中央政府機關為因應台海戰情的可能發展,應預先部署戰時辦公位址,重要單位應疏散至台北盆地南方的新店山區。例如財政部於1955年底組成「疏散辦公房屋籌建小組」,並且在新店屈尺購地15,673平方公尺,興建財政部疏散辦公室,更於1956年就趕建完工。軍、情方面,則要求聯勤總部疏遷於南港鎮,調查局則將人員訓練基地移往新店大崎腳,隨後警總幹訓班、中央印製廠、國史館、郵政管理局也奉命遷至新店山區。因此有大批軍公職人員、老國代與他們的眷屬,日後也遷移至新店鎮,產生「中央新村」、「大坪新村」、「青潭新村」等軍公職群居區,使新店直到1980年代,都還是以軍公教人員構成主要的居民結構。而本來在北市的台灣省政府,則奉命疏散到位於中部南投市虎山山腳下的「營盤口」,即今日的「中興新村」,並也於1956年開始辦公,成為中華民國台灣省政府新駐地所在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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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「台北市防空疏散計劃」執行到1960年代,又接上國府為反攻大陸擬訂了「國光計劃」後,因應可能發生的國共相互空襲戰事,訂定的戰時疏散計畫,疏散地區更由新店山區,向南擴展延伸至三峽、三民到大溪慈湖丘陵地帶;由於大溪是總統府防空疏散地點,所以在後慈湖地區興建五棟戰備辦公室、戰備隧道與其他各項設施,以做為蔣中正總統的戰時指揮所。該等疏散前後歷時約十年,工程可謂隱秘而浩大。可說一江山國軍官兵用他們在共軍空軍炸射下戰至犧牲殆盡的生命,敲響了後方台灣軍民的防空警鐘。

 

三、戰役政軍目標:國共各得所需

    前文曾說明,國府是基於「政略高於軍略」的指導原則,命一江山國軍死守:「(一江山)守一天,我叫台灣的人心振作;守兩天,我叫共匪喪膽;守三天,我叫白宮翻過來(對國府改觀)」。則在政略層次來說,蔣中正總統的一江山戰役政略,可說成功。

    首先,在振作台灣民心士氣方面,一江山戰役中的國軍表現確實是夠悲壯的,官方當然更以烈士規格宣傳此戰鬥事跡,並有意的將陣亡官兵數字定為「七百二十人」,實隱含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」的國民革命精神傳承寓意,此後全台從南到北,開始官方主導或民間自發性的建有士林至誠路(王生明將軍別號)、鳳山王生明路、台北市一江街、台中縣一江橋、紀念碑祠等,連今日大甲鎮瀾宮內,都還陪祀有一江山烈士牌位,足見一江山國軍的犧牲,對台灣各族群都發生了感召。

    至於對美國協防台灣政策的影響,更是重要。王應文先生說,大陳島上當時有兩個美軍上校顧問,全程隔海目擊了一江山作戰,對國軍的必死作戰意志,深受感動,隨後回報給美國軍方,美國報章雜誌也派記者到大陳採訪此事,引起美國朝野積極關注「自由中國」的命運。美國時間1955124,美國總統艾森豪即向美國國會提出「特別諮文」,要求國會授權給總統,於總統認為必要時,「得使用美國武裝部隊專事確保台灣與澎湖列島」,即所謂「台灣決議案」;到了25,艾森豪就下令美軍第七艦隊協助國軍撤退大陳島軍民。195529,美國參議院正式批准通過「中(台)美共同防禦條約」,從此雙方聯盟關係確立並持續了24年,直到1979年台美斷交、美國改與中共建交為止。

    其實「中(台)美共同防禦條約」已由台美雙方簽訂於1954123,中共後來藉此為出兵大陳的理由,在該約簽訂後只過了一個多月的1955118,就發動了大陳列島戰役。中共毛澤東主席戰前理應知道在美蘇冷戰格局下,中共既然1949年建國後就正式與蘇聯結盟,中共軍隊又在1950年爆發的韓戰中當頭痛擊美軍,則中共1955年時不可能靠僅僅打下國府的大陳列島,就改變美國協防台灣以圍堵中、蘇共產主義進入西太平洋的美方政策。因此對中共來說,一江山戰役顯然是軍事目的大於政治目的,主要目標是在師出有名的趁機完成中共逐步收回閩、浙外海國府島嶼的原定軍略。王應文先生便曾說,一江山戰役乃中共陸海空軍三軍首次聯合作戰,先後準備三年、偵察三年,並延後三次,到19551月才發動攻擊。所以說中共藉一江山戰役給美、台軍事同盟一個政略面的下馬威,只是個師出有名下的軍略附帶目的。

    而國府方面,蔣中正總統則是明知大陳島軍事上難守,故採政略優先佈局,爭取台灣與美國軍事同盟的穩固。一江山戰役的結果,也確實是注重軍略的中共,贏取了浙省外島的軍事勝利,但沒能阻止台美同盟的進展;而台灣雖於大陳地區軍事失敗,卻取得了西方世界盟主美國協防的政治承諾,故此間一江山戰役國共雙方傷亡的基層官兵,可說都對各自的當局高層謀略,盡了身為軍人的義務,也可說都成功的達成了使命。

 

四、一江山官兵下落:兩岸漠視

    筆者據大陸方面資料,1955118下午兩時許,中共浙江省公安(警察)總隊省大隊第三中隊突然接到通知,令中隊長董英文去大隊部接受任務。得到命令是第三中隊速組建一個加強排,去執行看管共軍自一江山島押回國軍俘虜的任務。18日傍晚,全排人員便帶上武器、背包,分乘三輛敞篷卡車離開杭州到達椒江。該中隊接收俘虜後,先把國軍主要幹部與士兵分開,把俘虜編成軍官隊一個、士兵隊兩個,女性後勤人員一個班,然後分開監禁於一座大四合院各房間中,開始審訊俘虜及醫治傷患、政治教育等工作。

    大陸方面記載的國軍戰俘有567人,其中「有軍官近百名,女性7名。其中有王輔弼及作戰參謀、炮兵連長、政工人員等幹部,也有六、七十歲的伙夫和十五、六歲年紀的父子檔士兵,多數士兵是被抓來的壯丁。

    但就戰俘問題,王應文先生經過多年遍覽兩岸資料,及重返戰區實地訪問後,提出了自己的結論:「一江山國軍被俘人數最多應不超過50人,而且應該多屬後勤人員,戰鬥人員則多是作戰受傷後才被俘,我認為被俘人數甚至可能不到20人。」王應文先生提出的論據,也頗有理由,一是共軍至今未能提出567名俘虜的姓名及檔案資料;二是中共目前公佈的當時俘虜照片中,除掉一旁看押的共軍數目後,每張照片他算來算去,還沒看過一張俘虜數目超過20名的相片,最多的一張也只有約13人。

    王應文先生說,又比如王輔弼大隊長被俘,共軍官史都把他描述成重傷後藏匿在山洞工事中,經共軍喊話而走出來主動投降的,但後來返台的當時一江山被俘國軍李雄(化名)上士卻證實,王輔弼大隊長是在作戰時頭部遭彈片擊中,頭蓋骨被削去三分之一、右手也受創,重傷昏迷,在無意識的情形下被共軍搜獲,送往大陸救治才活下來「被俘」的。甚至大陸方面著作最近也提出「王輔弼欲率兵奪回203高地,於衝擊時遭共軍投擲手榴彈,震昏後被活捉」的最新說法。

    王應文先生又舉例說,李雄(化名)上士因共軍砲擊爆炸身上受傷十多處震昏後,以為自己已經死亡,被共軍從一江山抬回大陸一路上都沒有知覺,醒來才發現自己沒有死成,還回到大陸變成了俘虜,憤恨不已,在戰俘收容所看到大隊長王輔弼時,王輔弼腦部重傷,陷入暫時癱瘓,王輔弼只能動口問李上士:「你還看到誰關在這裡?」李上士說:「我目前只看到你」,王大隊長便長嘆說:「我現在這樣不能動,想自殺也不能自殺了!」兩人遂相視而泣。

    因此,王應文先生受訪時說:我認為王輔弼不是孬種」,並認為台灣不須把該役有官兵被俘一事「繼續看的不堪」。畢竟共軍冷戰時期的官史,基於當時兩岸軍事對峙的政治宣傳需要,多少對國軍的被俘「過程」方面有所隱瞞,「人數」方面也有「以少報多」的疑問,但目前兩岸既然緩和,對此議題應可回歸歷史,共同理智的找出真相。

    一江山被俘國軍,後來在大陸的遭遇如何?被中共當成宣傳樣板的角色,當然不能免,例如被俘的第二突擊大隊第四中隊黃順土,曾被做成空飄台澎金馬的文宣樣板,而昏迷被俘的第四突擊大隊大隊長王輔弼中校,自然不能例外成為佐證共軍戰功的最佳人選,據說後來中共還給予樅陽縣政協委員職務,以示對國府被俘官兵的德政,王輔弼晚年並留下一篇《我在一江山島被俘前後》的回憶文章。而其他一江山官兵,則有被中共判處勞改徒刑,發配新疆、東北等地邊疆進行「勞動教育改造」,一次刑期竟長達十年左右,若服刑期滿仍被中共認為「思想頑固」者,則繼續勞改,有一江山被俘國軍官兵竟然因此就被再加十年勞改,近二十年的青春就在勞改營度過,最後能活到放出來者,不知能有多少人?

    據王應文先生所述,當大陸改革開放及台灣解嚴後,目前已知有兩位當時被俘官兵悄然返台,分別是陳坤(化名)少尉與李雄(化名)上士,但跟國府空軍「黑貓中隊」被俘飛行員返台後的受到較多關注不同,這兩位被中共批准釋放出境的前國軍一江山「活烈士」,是目前一江山戰役的國軍惟二參戰返台者,反而因為心理負擔很重及現實所迫,返台約二十年來都過著隱居的低調生活,甚至做社區大樓門房警衛工作維生,其中李雄上士2009年時並已臥病在床無法受訪,而李上士正是那位曾被中共判處兩次勞改的「頑固派」國軍俘虜

    國軍官兵在一江山戰役當時的作戰,已面臨到無國軍方面第一線見證人證言的地步,未來恐淪為交給大陸文獻說了就算數的窘境。而歸來台灣人員的晚年處境,也只讓人感到台灣社會功利環境下不重前人血汗的奈何。

 

五、遲來的握手:將軍後人北京會晤

    一江山官兵陣亡或被俘後,留在台灣的家屬,自此人生大受影響。王生明將軍陣亡時,其獨子王應文先生僅十三歲,王生明將軍遺孀則含莘茹苦養育獨子王應文長大,王應文也因此立志從軍,故高中畢業即考入政戰學校十一期新聞系,以迄上校退伍,成為榮民。至今,王應文仍活在對其父親的思念痛苦中,每當王應文對後輩描述一江山戰役前,其父在基隆搭202登陸艇回大陳時的基隆港口父子訣別情景時,凡聽聞者,莫不動容。對其他的陣亡者家屬來說,雖然國府對家屬都以「烈士遺族」的規格撫恤,也興建國宅供其居住,但這些「烈屬」榮譽身份下,數十年來一江山戰役國軍在台家屬需壓抑的心中苦楚,外人實難體會。

    台灣開放赴大陸旅遊後,王應文曾經兩次登上一江山島,找尋王生明將軍及當時陣亡國軍弟兄的遺骨,但因為王生明將軍118就轉移指揮所到不明位置的北江隱蔽工事中,到20日下午又在碉堡內與部下同時引爆炸藥殉職,因此當時的共軍都沒能找到王生明將軍的遺骸,中共嗣後數十年間也整理過部分地貌,所以等王應文上島訪探明碉暗堡尋找時,就更難發現了。他只能悲傷進行簡單的祭奠,但數十年壓抑的情緒,已難再忍,便在島上激動吶喊著一江山陣亡國軍魂歸來兮:「我在此除祭拜我的父親外!也請各位弟兄分享我從台灣帶來的高粱酒!希望大家在陰間,繼續做好弟兄」!

    王應文說:「我至今仍經常祈禱:出現奇蹟,讓我父親的忠骸出現」。

    世上真有巧合之事,一江山戰役結束54年後,一件令王應文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。2009年,一江山戰役當時的共軍最高指揮官張愛萍的後人,透過退休後到大陸打高爾夫球的一位國軍退役老將領,表達想找尋「一江山司令王生明家屬」的訊息,經過安排,同年10月,張愛萍的兒子與王生明將軍的兒子,竟在北京面對面的坐下來,一同會晤餐敘,相逢一笑,雙方都刻意避談一江山的恩怨,氣氛融洽。席間,僅張愛萍之子偶爾說出了一句關於一江山戰役的家傳感言:「他(蔣介石)的一些(黃埔)學生,都不及您老爺子!」(按:王生明將軍非黃埔系);並欲言又止的說:「要是(國民黨)每一場仗,都像你們這場仗(一江山)打成這個樣子的話…」。

    張愛萍之子這意在言外的一兩句話,已能讓王應文感受到,當時共軍將領對一江山國軍決死作戰印象的深刻,已成為他們跟下一代講述的難忘回憶之一。王應文先生也持平而論的說,這場戰役「兩邊都有種」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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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王應文先生目前正在倡議將每年的120定為「兩岸和平日」,因為當1955120國共一江山戰役結束時,以後雖然還有八二三砲戰等福建外島的軍事衝突,但國共雙方官兵在台灣海峽上面對面、大規模的相互殘殺景象,可說就此終結在一江山。一江山戰役的真正意義,便是形成台海55年來不戰也不和的各自發展局面。王應文也認為,未來在一江山及大陸若發掘到國共兩軍的新埋葬地點後,兩岸不妨共同立碑紀念,這種方式可使後人真正藉此舉記取教訓、泯除恩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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